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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补天手段略施展 45 对策 (第1/3页)
洪继勋说道:“以臣之见,我海东当然不能南下。原因有三。
“一则,我海东目前之大敌,乃是察罕,而非浙西。此之为私。二来,且主公才从浙西借粮,方从哲与士诚言道:‘设若浙西有事,只需士诚单骑匹马、遣派一使者来我海东,则主公必无有不应。’是‘信誓旦旦’。岂有刚刚许诺、即陡然反悔之理?此之为公。
“是无论从公从私,我海东都是绝对不可以南下的。
“又且,我海东目前之首要大敌,既为察罕;好容易方从哲说服了士诚,说动了他与我交好,现在我海东若再奉旨去打他,则是断我一友,而竖我一敌。徐州坚城,即便我军去攻,能否打下,还是两可之说。万一,再又设若我军久攻不下,而士诚发兵来援。则我军前有士诚、后有察罕,下场如何?前途会是如何?不需臣多讲,想必主公也心中有数。
“此一条,则又是为从道理来讲,我军亦然不可南下。”
先从私,再从公,然后又从道理。三条理由,把海东绝对不可南下的原因阐述的清清楚楚。吴鹤年拈着胡子,皱着眉头,说道:“洪先生所言,确为正理。奈何刘十九此来,我海东该如何应付?”
适才,吴鹤年把刘十九此次前来益都之本意与目的,以及若是邓舍果真拒绝南下,他可能会因此而采取的种种后手,也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了。刘十九秉承安丰朝廷旨意,殚精极虑地想要迫使海东南下;而按照洪继勋的分析,海东却又坚决不能南下。矛盾就出来了。该如何解决?
洪继勋瞧了瞧堂上诸臣,说道:“要想应付,其实倒也简单。”总结吴鹤年的分析,说道,“究竟刘十九之手段,说到底,无非两个字、一个词,——‘名分’,或者可称之为‘大义’。朝廷令我出军南下,我若不肯,则棣州田丰、还有山东诸将,便可能因此生疑。生疑者为何?表面上是疑我不忠。而说白了,‘忠’与‘不忠’只是一个借口。
“‘名分’与‘大义’谁都可以用。汉末之曹操,托名为汉相,实其为汉贼。蜀国之刘备,自视以皇裔,割据川中,口口声声是为‘复兴汉室,讨伐奸贼’,而其果然就是为了‘复兴汉室’么?究其行为,与曹操何异?此两人者,皆是托名与‘大义’,而实际上所行者,全是‘奸雄’之事。‘名分’与‘大义’是什么东西?一句口号罢了。
“田丰疑我者,山东诸将疑我者,就像吴大人刚才所说的,我若不肯南下,就便有可能会给刘十九从中上下其手、挑拨我山东内部不和的机会。但是,田丰、并及山东诸将,难道说,他们就是忠诚安丰的么?正如曹操、刘备,名义上所争者是为‘大义’,其实所欲者,是为天下!
“诸公皆英杰,主公更是不世出的英雄。想必诸位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然道理如此,那么如何应付此事?很简单,彼刘十九想争‘名分’,则我海东亦然可以先从‘大义’入手。只要我海东占据了‘大义’,则南下、不南下,还不就是主公说了算么?”
“师出有名”。名分与大义,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虚,而要想争夺天下、逐鹿中原,却又万万不可没有。
安丰朝廷为什么有“大义”?原因有两条,其一,韩山童、刘福通是首倡起事者,先在北方建立了宋政权,开花结果,散枝落叶,影响遍及黄河两岸,远出塞外,西至陕西,南到金陵,可以说,如今北国半壁的江山,凡是起事反元的,几乎所有的义军打的全都是“大宋”的旗号。
下到民间,寻个乡野百姓一问:“现今反元者何人?”无论妇孺,乃至老迈,万口一辞,十个人中至少得有九个半,回答的都是一个字:“宋。”这就是“大义”,人心所向。多半的老百姓都已经把宋政权当作了反元的一个标志。插旗所至,影从者无数。察罕为何先取汴梁,再取山东?“擒贼先擒王”者是也。便就算元廷,也是把宋政权当作最大之敌人的。
山东诸将不用多说,便连海东旧军、诸将,其中有很多人原本的出身,不也就都是辽阳红巾么?朝廷有旨,不遵,说不过去。这就是宋政权拥有“大义”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再从“宋”政权的国号来说。与洪继勋方才所讲的曹操、刘备两人何其相似!只不过,曹操、刘备所托的,乃是为汉室之名;而韩山童、刘福通所假托者,是为宋室之名。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前宋名将刘光世之后。宋政权所以握有“大义”与“名分”,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名正则言顺”。
又如秦汉之际,陈胜吴广起义,便连陈胜、吴广这样的草莽,也都知道打起前楚国的旗号。号为“张楚”。项梁、项羽起事,即有谋士范增前来为其出谋划策,说陈胜、吴广所以失败,是因为虽号称“张楚”,却没有立楚王之后。楚怀王入秦不还,楚人哀之至今。因此谏言他们立楚怀王之孙为王,以为“名分”的号召。项梁、项羽本即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即从之。从而最终号令诸侯,成就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威名。
如今的形势与秦汉之际,又有何等惊人的相似。
蒙元立国之时间,若较之秦朝,尽管其绵延之年数,国存之时间,确实是多出来了几十年。但是,宋亡至今也不过只有百年,虽然说自古没有亡国百年还能再复国的,但是对老百姓们来说,他们认可。
提起前宋,那就是汉人的政权。若是再配上红巾军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用前宋之国号,灭当今之蒙元,这不就名正言顺了么?也所以,宋政权在民间的影响能有如此之大。
安丰朝廷既有“大义”,海东若是执意不肯听旨。恃一时之强军,固然或可自保于无恙。邓舍若是只有割据之志,但行无妨;设若他有问鼎天下之雄心,则就不可不细细思量。
听了洪继勋的话,邓舍不由失笑,堂下诸臣皆是窃窃私语。邓舍放目看去,不少人面现不忿。读书人讲究“名分”,讲究“大义”。
蒙元建国多少年,天下秀才还在因蒙元与前宋的“正统”地位,何为“正统”,何不为“正统”而争执不休。直到脱脱为相,才算拍板决定。蒙元与前宋各为“正统”。由此也可见,“名分”与“大义”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占据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何为“乱臣贼子”?没有“名分”,没有“大义”的就是“乱臣贼子”。
而洪继勋几句话,却把“名分”与“大义”形容的这般不堪,将其所蕴含的崇高与正义性之一面,彻底地给剥离了下来,完全将之视为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彻头彻尾地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不少的臣子都是闻言大怒。只是畏惧洪继勋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不过,洪继勋的话,却是正合了邓舍的心思。
他只当没看见诸臣的发怒,徐徐说道:“君为上,臣子为下。安丰在上,海东为下。朝廷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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