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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中 (第3/3页)
也。高宗几信几疑,而不见其可恃。
故汪、黄、秦、汤术虽陋,志虽邪,而犹倾心吐意,以违众直行,敢于自任,无迟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从之若崩。藉令得韩、范以为肺腑之臣,则引社稷之存亡于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谋皆夙,夫岂奸回之能遽夺哉?济济盈廷,而不能为寅亮之言,其为上所轻而斥之窜之,不伸其志,非其自处者之自致乎?
十
自宋以来,州县之庭立戒石铭,蜀孟曰永之词也。黄庭坚书之,高宗命刻石焉。读者佥曰:“励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呜呼!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曰永僭伪亡国之主,无择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
夫谓吏之虐取于民者,皆其膏脂,谓夫因公而科敛者也,峻罚其锾金者也,纳贿而鬻狱者也,市贾而无值者也。若夫俸禄之颁,惟王所诏,吏不自取也。
先王所制,例非特创也。小人耕而以其有余养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经,班之有等,民不怨于输将,上不勤于督责。天尊地卑,而其义定;典叙礼秩,而其分明。
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无吏而后可也。抑将必天下之无君,而后无不可矣。是之谓夷人道之大经也。
君子之道,以无伤于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乐与者,一介不取,弗待于人之靳之也。如其所受之禄,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恶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既酬而升之,揖而进之,寄之以民社,而谓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贱行,至于此极,欲望其戒饬自矜,以全素履,其将能乎?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
易动而难静者,民之气也。得利为恩,失利则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惧其怀私挟怨之习不可涤除,而政之所扬抑,言之所劝戒,务有以养之,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逊之休风,以复其忠顺之天彝。故合之于饮烝,观之于乡射,逸之于大蜡,劳之于工作,叙之以礼,裁之以义,远之于利,禁之于争,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
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禄于国者,皆尔小民之膏脂也。“于是乍得其欢心,而疾视其长上。其情一启,其气一奔,则将视父母之食于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兽矣。
先王以君子长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犹自弃,则克己自责,以动之于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马、声色、宴游之糜民财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颁,指为朘削,倡其民以嚣陵诟谇之口实,使贼其天良,是之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也。
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术也;进贤士以绥民者,选之有方也;饰吏治以勿虐民者,驭之有法也。
仁不能教,义不能择,法不能整,乃假祸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难欺。“无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鉴。惟孟曰永以不道之身,御交乱之众,故不得已而姑为诅咒,为人君者而焉事此乎?
王者之道,无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怀利事其长上,务奖之以坦然于好义也。
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养贤者,礼必其至,物必其备,辞必其顺,而与共尽天职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嚣。
无不敬者无不和,则虽有墨吏,犹耻讥非;虽有顽民,犹安井牧。畏清议也,甚于鬼神;贱货财也,甚于鞭挞。以宽大之心,出忠厚之语,平万族之情,定上下之纪,夫岂卞急刻峭之夫所得与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违之,诅怨之言,何为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十一
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锜、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进,得则复石晋所割之地,驱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据三关,东有沧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
凡得失之数,度之于彼,必察其情;度之于此,必审其势;非但其力之强弱也。
情有所必争,力虽弱,未可夺也,强者勿论已;势有所不便,力虽强,未可恃也,弱者勿论已。
以河南、陕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积怨于契丹而求泄,既胜以还,亦思夺其所有之燕、云而止。及得燕而俯视河朔,得云而下窥汾、晋,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关南之志。
乃起海上,卷朔漠,南掩燕南,直数千里,斗绝而难于遥制,故乘虚袭取三河、两镇,而所欲已厌矣。汴、雒、关、陕,宋不能守,势可坐拥神皋,而去之若惊,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则中原之土非其必争之地,明矣。
朱仙一败,卷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属也。而宋自收群盗以后,诸帅愤盈,东西夹进,东清淮、泗,略梁、宋,有席卷之机;西扼秦、凤,指长安,有建瓴之势;岳侯从中而锐进,交相辅而不虑其孤,走兀术,收京阙,画河以守新复之疆,沛然无不足者,故可必也。
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败盟而后,力未能得,而胁割于众,以其为燕之外护也,以其为刍粮金帛之所取给也,以其士马之可抚有而弥强也。郭药师一启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为必争之地矣。
军虽屡折,而宿将未凋,余威尚振。使宋渡河而北,则悉率海上之枭,决死以相枝拒,河阻其归,敌摧其进,求军之不覆没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诸将,位相亚,权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戎者,以张俊之故为主将,从中而沮之也。
韩、刘、二吴,抑岂折节而安受其指麾?则雁行以进,麋骇而奔,功不任受,咎亦无归。故五国合从之师衅于函关,山东讨卓之兵阻于兖、豫,九节度北伐之军溃于河南,其不如刘裕孤军直进,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离定于内,而成败券于外,未有爽焉者也。
乃欲合我不戢,撄彼必争,当百战之骄虏,扼其吭而勿忧其反噬乎?若此,则虽高宗无疑畏之私,秦桧无腹心之蠹,张俊、刘光世无从旁之挠,且将忧为吴明彻淮北之续,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遥指黄龙,期饮策勋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几幸者也。
是故易言鬼方之伐,忧其难为继也;春秋许陉亭之次,谓其可以止也。自赵普沮曹翰之策,而燕、云不可问矣。自徽宗激郭药师之叛,而河北不可问矣。
任诸帅阃外之权,斥奸人乞和之说,弃其所不争,攻其所不可御,东收徐、兖,西收关、陇,以环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兴王之起,不使完颜氏归死于蔡州,以导蒙古之毒流四海,犹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仙之捷,乘胜渡河,复汉、唐之区宇,不数年而九有廓清,见弹而求鸮炙,不亦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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