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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上 (第2/3页)
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
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竞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
故垂及秦桧椓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
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戚)[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士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
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
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入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哲能之,非可期于中材以下也。
三
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擿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
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见之行事者确也。抑亦必其势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绪;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则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于影响。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
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泛然而广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乐道之者,而要为鞶帨之华,亦奚用此喋喋者为哉?
高宗南渡,李伯纪之进言数矣。其言皆无可非也。顾其为纲宗者,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也。又进而加详焉,远小人,亲君子也;议巡幸,决战守也;择将帅,简兵卒也;抚河北,镇荆、襄也。
如纲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兴之业,允矣其无瑕璺矣。故天下后世无有得议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虽然,以实求之,而奚足以当纲宗哉?足以立纲宗而非其诚,则纲宗者,虚设之纲宗,固无当也。
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诚不容已者。然其容已与不容已,系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无其志,言无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奖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于空言也。进而加详,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天下后世之所乐听,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
其云亲君子,远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以小人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为小人,而小人矣。故诸葛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今不直简贤而求其进,斥奸而请其退,则奚以知汪伯彦、黄潜善之非君子,而赵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议巡幸,决战守,急矣。
而行伍之凭借,孰为干城?强敌之争趋,何从控御?刍粮何庤以不匮?器仗何取以求精?岂天子匹马以前,疲卒扶羸以进,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择将帅,简兵卒,尤其要者。抑就莅戎行而数奔者择之邪?无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泽而择之邪?天子自择之邪?纲可代为之择邪?天子自择之,则亦非不有所任用矣。
纲可代择之,则胡不心维口诵于坐论之下,如赵普之为太祖谋者,而但虚悬一择之之号,以听人之诡遇乎?惊奔之余,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练之,督之绥之,必有其将。河北之南来,闽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战可使守之势。
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强,必有其道。纲诚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则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尤非大声疾呼,悬一榜、下一令之所能胜也。则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抚河北,镇襄、邓,诚形势之不容缓矣。河北之待抚,岂徒号于上曰“吾不割也“,众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为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须别拣将帅以任之也?张所、傅亮固未足以胜任。
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尽其力者何术也?襄、邓之财赋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补葺者何从?专任而无旁挠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谋之,因势而图之,非可一言而据为不拔之策。国政在握,成败在于目睫,迫与天子谋之,进群策以酌之,固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俄顷者,岂建鼓而亡子可追哉?
乃纲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气已竭矣。则汪、黄之党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谈,谓饥当食,而为无米之炊者也。恶足以拯吾君于危殆而措之安哉?于斯时也,二帝俘矣,两宫陷矣,自河朔以向江、淮,数千里城空野溃,飘摇徐、兖之郊,内顾而零丁孑处。纲以一身系九鼎之重,则宜以一言而析众论之归。犹且组练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规画,以祈免乎瑕璺。夫岂贾、董际汉盛时,高论以立令名之日?则言之善者,不如其无言也。
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岁月而已。继纲而献策者,杨中立、胡敬仲犹是也。后乎此而陈言者,刘共父、真西山犹是也。
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来,吕、范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苏子瞻之纵横,无非是也。以拟诸道,皆提其宗;以考诸治,皆挈其纲;孰得指其瑕璺者?
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万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怍者,可正告于天下后世,而不违于纲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为之而不得,则难矣。夫言也,而仅以祈免于怍也与哉?陆敬舆以奏议辅德宗,而反奉天之驾,一议为一事而已,非建立纲宗、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也。斯则诚为善言者乎!
四
屈身逆乱之廷,隐忍以图存社稷,人臣之极致也,而抑视乎其所处矣。测其有可图之几,以待天下之变,姑且就之,两处于有余之地,以存其身与其禄位,而遽许之为行权以济险;则名义之途宽,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严为之辨者也。其所处者可以置吾身,身虽危,犹安也。
安其身而动,动而利,可以出君父于险;动而不利,不丧其身之所守;则生死成败,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次,则身非可安,而无可安之土,乃以身试不蠲,而思以济其志。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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