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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经典的永恒绽放 (第1/3页)

    凡训蒙，须讲究。

    详训诂，明句读。

    注释

    蒙：蒙童，古时指刚入学的儿童。

    训诂：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话来解释词义。

    句读：指语句中的停顿，短的停顿叫做“读”，长的停顿叫做“句”。

    凡是教育刚入学的儿童，一定要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每个字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词句讲解清楚，使学童读书时懂得原文的停顿。

    心解

    循序渐进

    这四句话说的是儿童在启蒙阶段的学习内容和步骤。启蒙教育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孔子曰：“少成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侯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生都会起作用的，因此《三字经》认为“训蒙”“须讲究”，而这一阶段孩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训诂和句读。

    古代的儿童入学后，首先接受的是识字教育。识字的主要教材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古时的儿童摇头晃脑地跟着夫子读《三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情况。当儿童“能识两千字”时，老师就开始“讲书”了。“讲书”就包括训诂和句读两部分。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的方法，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后来才将这门学问称为“训诂”。我国的汉字，是一种形体文字，每个字都包含形、音、义三部分，研究这三部分的学问分别叫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训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学习的初级阶段）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训诂学研究方法有：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做“依”的意思；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所谓句读，就是对句子进行标点断句。古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古代中文在书写上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设计，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传达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句读的由来。一般是以句号（。）作为一个句子的终结，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句中语气承转停顿以读号（，或、）表示，则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和顿号。像这样加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又被称为“圈点”，如果再加上注解或注脚的动作，则被称为“圈注”。正确的圈点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显现一个人基本的学识和涵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原意。所以古代教育童蒙读书，非常重视句读能力的训练。韩愈的名篇《师说》中说道：“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也道明了学习句读的重要性。据说周总理在一次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把国民党一方驳得体无完肤，国民党代表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叫嚷与共产党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同志淡淡一笑，幽默地同样以这四字作答，只是停顿有所不同。他说：“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正是利用标点非常机智地回敬了对方。还有一个句读救命的故事。清朝末年，一个书法家奉旨给慈禧太后题写扇面，写的内容是王之涣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由于一时的疏忽和紧张，竟将“间”漏掉了，慈禧一看，大怒，竟把这个书法家问成死罪。此人急中生智，忙解释说：老佛爷息怒，这并不是王之涣的原诗，是用他诗的原意填的词，并当场标点断句，吟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一听，无言以对，那位书法家也捡回了自己的性命。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足以认识到句读的重要性了。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

    注释

    为学：进行学习。

    初：开头，开端。

    小学：初等教育。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

    作为一个学者，求学的初期就要打好基础，把小学阶段的知识都掌握了，才可以读“四书”。

    心解

    四书

    这四句是说学习的具体阶段，只有完成了小学的科目才可以读“四书”。古时的小学和现在的小学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凡年龄在八至十五岁，不分贵贱，只要年龄和心理特征正常便入小学，十五岁以后便入大（tài）学。

    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而且“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那时再弥补，就极为困难了），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古时小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和洒扫进退的规矩。“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内容之前已经说过。日本将其变化为八道：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朱熹认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可见在朱熹看来小学应以教事为主，主要内容是伦理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大学是更为系统的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还对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和小学教育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经过了小学阶段，就可以阅读“四书”了。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在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对于“四书”的学习，朱熹认为“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且强调“初学且须知缓急”。朱熹的意思是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的精微之处：融贯了《论语》、《孟子》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和“四书”同样普及的是朱熹的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

    “四书”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闪耀古今。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四书”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无数先贤实践和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多诵读一些经典，不仅能让我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相信社会也能由此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的新秩序。

    论语者，二十篇，

    群弟子，记善言。

    注释

    论语：书名，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

    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美称。

    善言：具有教育意义的言论。

    《论语》共计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一部书。

    心解

    《论语》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的。它主要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我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却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受到齐景公的赞赏，但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未被重用。不久后返回鲁国，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孔子五十一岁时，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国的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后季桓氏迷恋歌舞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于是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九岁。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他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之后，他不再求仕，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孔子七十三岁时患病，不愈而卒。

    《论语》书名的来历就要追溯到我国古代人写作的体例。古代书籍的写作体例，大体分为“著作”、“编述”、“钞（抄）纂”三大类。由钞（抄）纂而成的书籍，古人称为“论”。《论语》的“论”，就是排比资料、纂辑成编的意思，“语”者，语录也，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论语》共计二十篇，一万两千多字，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语言表达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流失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现代人对《论语》的注解则以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为最好。这本书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论语》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礼和仁。“仁”，仁德。《论语》的“仁”，不是通俗意义上仁爱那样简单的意思，它蕴含了君子所有必须具备的道德品性和个人修养。仁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礼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孔子以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同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后人称为“德治”或“礼治”。

    《论语》中还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孔子的教育和学习主张。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教育的基本方法方面，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于教育的目的，孔子认为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其一，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的关键在于爱学、乐学，即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另外，脚踏实地、专心致志、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学习的方法。孔子主张要“温故而知新”，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并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其三，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其四，学习的目的。孔子明确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论语》的教育思想对很多文化名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毛**就很喜欢《论语》，曾经借用《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近几年国内逐渐兴起了一种“国学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并学习其中的精华部分。《论语》就是大家学习的“热门”。我们现在学习《论语》不仅是呆板地背诵，因为其中并没有详细的准则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多是一些具有启发式的话语。在记忆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碰到一件事，就会突然触发了这一句话，从而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和灵感，也就获得了解决事情的方法。对于个人来说，这也就是《论语》的价值所在。

    孟子者，七篇止，

    讲道德，说仁义。

    注释

    孟子：书名，记述战国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据说是孟子本人亲自编订的。

    《孟子》这部书，共计七篇，内容是有关品行修养、发扬道德仁义等优良德行的言论。

    心解

    《孟子》

    相传，《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儒家学者孟子的著述。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的典范。孟子也不负众望，勤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家。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说孟子师承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从韩愈在所著的《原道》中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他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他认为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面，并认为循此一途，发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圣成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成尧舜”。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学说。在孟子看来，道德教育对个人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够保存天赋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复归；二是能够扩充或发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帮助人们知性知天。此外，重视道德意志的锻炼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鲜明特点。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大器，必须经过严格的锻炼，即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论语》一样，均为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简约、含蓄的语言风格不同，《孟子》多善鸿篇大论，气势磅礴，发言凌厉雄辩，思维机智缜密，无论文采和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作中庸，子思笔，

    中不偏，庸不易。

    注释

    中庸：书名，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抽出来与《论语》等合称为“四书”。

    子思：孔子的孙子，据说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经常、常道，永不变化的意思。这里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养和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书，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永恒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全篇约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记载。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根据学者的考证，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郑玄的《中庸》注本这样解释“中庸”：“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亏不盈，不急不缓，不骄不馁，不过不及的追求，只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做事较为完美的平衡点，才会达到可进可退、伸缩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于修养人性，从而具备理想的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人们调节人际关系就需要具备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这三种天下通行的品德。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贤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

    中庸之道还要求自我修养要遵循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者三条原则。

    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子思说：“诚者，天下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讲述的是以诚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诚而明悟了天理，这叫做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内心真诚，这叫做教化。真诚就会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会真诚。

    中庸思想在西方的共鸣者就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德行是mesotes，中文的翻译就是“中庸”。他说：“在情感和行为中的过度与不及都是要遭受失败的，而中道则受到称赞，获得成功。被称赞和成功都属于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种中道，因为它旨在达到中间。行恶是多方的，相反，行善则只是单向的，这就是作恶日益，为善困难的原因：因为射不中目标很容易，而击中目标则很难。由于这个道理，过度和不及属于恶，中道属于善。”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端实、不卑不亢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大学，乃曾子，

    自修齐，至平治。

    注释

    大学：书名，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抽出来与《论语》等合称为“四书”。

    曾子：名参，孔子的弟子。

    修：修身，自身的修养。

    齐：齐家，整顿家族。

    平：平天下，安定天下。

    治：治理国家。

    曾子作了《大学》一书，他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心解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而且将它列为“四书”之首。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县，一说山东嘉祥县）人。十六岁拜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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